By admin | January 18, 2010
白名单事件、谷歌拟退出中国等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网络事件，让我们再次感慨，网络空间的自由日渐逼仄，对此有一则打油诗概括得很好：“村村通网络，致富信息多。筑坝养河蟹，砌墙圈羊驼。中华尽局域，上线就爱国。百度全知道，何须问谷歌？”
这种局面，当然是因为很多不可言说的原因。同时，作为一个网龄近10年的网民，我也在想，是不是我们也到了一个重新认识互联网的关口。尽管受到很多明显的规制，我们的头脑往往还是不由自主地产生“网络空间是自由的”的念头，是较之于现实空间的更大的希望所在。然而，网络空间真的是自由的吗？这种自由仅仅是一种幻象吗？
当代网络法律界最有影响力的劳伦斯·莱斯格教授，在《代码2.0：网络空间中的法律》一书中斩钉截铁地告诉人们，网络空间本身并非自由的乐园，它本身就是控制的象征。他并不是在耸人听闻，他指出“网络空间”（cyberspace）一词意指控制而非自由。这个词从词根上可以追溯到“控制论“（cybernetice），而控制论的主要动机就是去探索一种更好的控制方法。
“网络空间”的出身也佐证了这一点，它诞生于国防部的一个项目，目的也是对某种控制架构的置换，将付费的、单一用途的电话网络置换成非付费的、多用途的“包交换”数据库网络。以此看来，我们之前关于“网络空间”的廉价赞美，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也许有人要问，莱斯格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吗？为什么偏偏拿“网络空间”说事而是谈论大家更常用的“互联网”？对此，这位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对此也有回应。“网络空间”和“互联网”并非泾渭分明，但也不能等量齐观。简单地说，互联网只是一种技术，而网络空间是一种虚拟社区，是一个让你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地方；上过互联网的人，并非全部都在“网络空间”生活过。
因此，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或者我们不愿这样去想，我们在“网络空间”生活时，并非在走向自由的天堂，而可能是控制的牢笼。
在“网络空间”兴起的早期，确实有人为“网络空间”的到来欢呼过。美国电子前线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约翰·巴洛写下了著名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这位“感恩至死乐队”的词作者摇旗呐喊：“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群令人讨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空间，一个思想的新家园。我代表未来，要求落伍的你们离我们远点儿。我们不欢迎你们。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不再享有主权。”
这种“政府不享有主权”的时代或许曾经昙花一现，但随着“网络空间”技术的逐步复杂和影响的不断增长，对“网络空间”的控制技术也随之更加成熟，成熟到非常可怕的地步，对我们之前曾经期待或者幻想的“自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威胁。
莱斯格教授指出了“网络空间”的四类立法者：市场、架构、准则和法律，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网民们的自由程度。其中，市场通过价格来约束，技术通过物理负担来约束，准则通过共同体施加的声誉来进行约束；法律通过惩罚的威胁来约束。如果我们要追寻自由的话，必须将信息时代的四大立法者整体考虑。
这四类立法者交互作用，其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架构背后的代码因素，也是对美国人自由的最大威胁。
代码不仅可以帮助市场和政府在互联网空间实现传统的法律治理，而且它自身也变成了规制者。这是《代码2.0》这本书对我们的最大启示，在威胁自由的名单上增加了一个新的项目。代码不再是政府法律中“禁止进入”的命令，而是对某人进入某空间的物理限制。因此，信息法学的研究者约耳·芮登博格首次提出“代码就是法律”。如果代码就是法律，那么对代码的控制就是权力，代码作者就是立法者。他们决定互联网的缺省实质应当是什么，隐私是否会被保护，用户匿名的程度，言论自由的尺度。
在这本书的136页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如果说在19世纪中期是准则威胁着自由，在20世纪初期是国家强权威胁着自由，在20世纪中期的大部分时间是市场威胁着自由，那么我要说的是，在进入21世纪时，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规制者——代码，威胁着自由。”
这段话说得很有道理，但却让一个中国读者产生一种时空错乱的的困惑：今夕何夕？如果以我们的自由受到的威胁来看，真不知道我们活在哪一历史阶段？难道我们再次穿越，重返20世纪之初？这种穿越感十分跳跃，可天我们今天活在20世纪之初，明天就活在19世纪，后天又到了20世纪中期，似乎21世纪永远没有来临一样？
By admin | January 13, 2010
“成功解除一个陌生人的戒心，在每个人的防范意识都很强的中国，已经是高超的本领。除了面善之外，她的技巧在于擅于观察——看出你穿得比别人多；擅于寻找话题——问你是不是怕冷；还乐于助人——热心地为你介绍中医调养的医生。”
“关心别人最关心的，通常能打开话匣子。”
“对不熟的人不要急着表达自己的带有价值判断的真实想法：比如你这么想有点崇洋媚外，那个人比较卑鄙……事实上，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件奢侈的事，就算对再好的朋友，再亲的人也不能百分百做到——就连最亲的妈妈也很可能被你的真心话惹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找心理医生，也就是花钱找人听我们真心话的原因了。”
FT中文网上的一段话，说得真好。这段话是祸从口出的最好说明了。
看到陈姐的签名是：“不哭泣、不叹气、不泄气”，我想对我来说，换成“不叹气、不泄气、不抱怨”。
我的抱怨太多了，都招致同事投诉我了。
我为什么那么多抱怨？
我是祥林嫂吗？
NO。
By admin | January 11, 2010
前拆迁队长变身职业钉子户之后，讲述的中国式拆迁的故事，这可比小说、电视和电影精彩多了: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12/161616.html
前拆迁队长的战斗史现年46岁的老陆，大学毕业后先进入了太原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下海，由于认识做房地产的朋友，他接手拆迁买卖的“肥缺儿”。
早期拆迁的都是土坯房，老百姓也愿意改善居住，基本没啥阻力。除去机械和人力的几万块钱成本，开发商给的20万元拆迁费预算，一般都会有十几万的节余。
2000年后，随着住房市场化改革，拆迁难度迅速加大，千万个“钉子户”站了起来。
对付钉子户，如果不舍得花钱给足补偿，就要暗里来些损招：扔死鸡、砸玻璃、堵下水道、断水断电。
但是，这些“下三滥”的路数老陆看不上眼，他自创了自己的擦边球技巧：比如在危房附近搞爆破，轰隆一震，把危房震出裂缝，房子也就贬了值，钉子户要价只好降下来。
或者在钉子户房屋附近施工，人为制造事故，预制板吊在空中，看钉子户一出门，就哐当一声掉下去，砸塌房屋，称是“意外”。
对于死守房子不出门的钉子户，老陆用的是“协同作战”——让开发商找几个本地青年进行“培训”后，在自己指挥下，统一行动：两人一组，一组负责把屋里的人抱出来，其他人冲进屋把家具搬出来。
老陆说，这样变幻战术，拆迁干得总体顺利。10多年下来，做拆迁攒下数百万家财。只有一次“失了手”。那次，老陆已经把赔偿价钱谈好了，正要拆，一个中年妇女不知道赔偿已谈妥，突然冲出来，一头撞在推土机尖利的铲刀上。”血流一地，闹出人命，老陆为此赔了6万。
受这次事件刺激，加上拆迁工种越来越细，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老陆开始远离这个“血泪”行当。2005年，在卖掉最后一台拆迁设备后，他退出了这一行。
摸准了拆迁队在“天子脚下”不敢轻易胡来的心理，老陆并未在应对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上下大功夫。为此，他向防暴警察学习，为自己武装了“软武器“——塞在军大衣兜里的胡椒面和辣椒粉，以备不时之需。
在老陆看来，尽管钉子户在正面冲突上不占优，但是坚持到最后一刻的韧劲绝对必要。所以，当12月22日那天中午，拆迁队来“强拔钉子”时，老陆一直抱拳死守，死死拽住白旗。
最后当他体力不支，被四五个黑衣人拖下沙发，又拖出门外时，老陆仍然扯下对方强行贴在门口的封条，守住门口。
坚持赢得了时间，这时邻居商家大声喊警察，黑衣人一哄而散。有记者担心黑衣人再来，愿意留下帮助他，擅长揣摩拆迁队心理的老陆摆摆手，“他们丢不起这人，不会有事的，回去吧。”当晚，黑衣人果然未再出现。这类冲突大大小小发生过五次。鉴于事态的严重，秦荣和男友从单位请了假，和陆大任一起，24小时驻守餐厅，晚上没有床，就拼几条长凳睡去。
在餐厅被停水停电停热后，坚守需要超强的毅力和耐力。3家坚守的餐馆临时找来的蜂窝煤炉，全被黑衣人砸烂，三九天大家一起冻着。
陆大任坚持下去的决心很坚定，经历多次拆迁的他，以自己的经验判断，“一般来说，如果对方真想解决，再坚持三四天，协商就可能见分晓”。
By admin | January 11, 2010
1.
今天中午收到了译林寄来的新书，其中有雷蒙德•卡佛《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谈论什么》。很开心，我正想读这本书呢。前段时间，无意中知道村上春树的那本《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是模仿的雷蒙德卡佛，原来大师也模仿啊。
2. 昨天睡觉前，拿起《读者》，随手看到一篇《村上春树的跑步修行》，谈的是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这本书。这本书去年夏天就买了，一直没看。突然看到梁文道引用的村上的两句话，仿佛是为了专门提醒我的惰怠：
“把自己所拥有的有限才能，专注到必要的一点的能力，如果没有这个，什么重要事情都无法达成”；
“就算能做到一天三四个小时，集中精神认真执笔，但持续一个星期就累垮，那也没办法写长篇作品”；
“写文章本身或许属于头脑的劳动，但是要写完一本完整的书，不如说更接近体力劳动。……坐在书桌前面，精神集中在镭射光的一点之上，从虚无的地平在线升起想象力，生出故事，一一选出正确的用语，所有的流势全部保持在该有的位置上——这样的作业，比一般所想象的需要更大的能量，且必须长期持续。”
村上春树说得真好，写作首先是体力劳动，其次才是脑力劳动，往往是耐性提高智性，当我们通常却会以为智性胜于耐性。所谓技巧，孰能成巧。
3 前天，樊老师在广州，我去给他送杂志，和他聊了一会。我问了他对商业营销的看法。
他说，营销这种东西往往是，企业实际在做的是另一套，对外（包括媒体）说的是一套；做的不能说，说的不能做。如果把自己的做法说了，会被竞争对手迅速模仿，也会激怒消费者。消费者为什么会发怒呢？营销活动，本来就在利用消费者心理的某些弱点。一旦公开细节，消费者就会觉得自己的心理弱点被广而告之了，会产生被嘲笑被利用的感觉，这样就会跑掉。。
所以企业对外谈的往往是结果，对过程往往大而化之，或者精心包装，秘不示人。媒体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要清醒，不能被饶进去；在写作的时候，要留下一点空间和线索，让读者自己去从结果背后去倒推过程。
商业杂志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广告杂志。
By admin | January 11, 2010
大前天晚上，我参加读书会活动，这次读的是《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作者是一个汉学家。奇怪的是这本书似乎没有刊登他的简介，在网上搜索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简介：
詹姆斯•路易斯•何伟亚曾获费城大学硕士学位和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皇朝晚期历史。1991年，詹姆斯在中国山东大学担任客座教授。2004年至今，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主管国际研究项目
主要作品：
1.《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c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该书曾获1997年美国亚洲学会的列文森最佳著作奖。
2、《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3、Secret Archive: British India Army Intellig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o-strategic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nder contract, 2010 publication expected.
看完这本书的导论之后，我决定，以后少看汉学家的书。
老外看中国，往往戴着有色眼镜，汉学家也不例外，往往他们假很多理论之名，更容易云山雾罩，混淆是非。比如何伟亚，他自称借助了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导论部分充斥着不少学术废话，其中一段话表明了这类学者的基本心理，留此存照：
“对于19世纪中国十分腐败的鸦片贸易和意在行善的传教活动——尤其是当我们认识到，这两方面的活动所要渗透并且重新塑造的是同一群人和同一个政治实体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二者一致起来呢？当武力的使用以产生与人文主义道德传统中的某些抽象原则——这些原则在二战后也为普世的人权观念提供了思想基础——为理由，来证明利己主义的暴利行为正当性的时候，我们又如何解释这种武力的使用呢？当赤裸裸的侵略声称代表着法治并且把自己表现为正在全球进行法治的伟大事业时，我们对之又应该如何看待、如何加以解释呢？当某些中国人在20世纪一方面声称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心甘情愿地放弃历史悠久的文化信仰和本土之时而去信奉西方科学和政治形态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他们呢？我们应当如何判断——从哪一方的利益来判断——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这段话读来有些绕口，何伟亚的核心意思就是说，对英国19世纪在中国的行动，难以评论，因为其中既有不义的鸦片贸易，也有近乎行善的传教；其中既有英国的暴利强制，也有中国人的自愿接受。所以他对英国的殖民历程流露出一种难置可否的心态。
仔细想来，前述问题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应该都不是“没有简单的答案的”问题。因此，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认为，他的那些犹豫无非就是英美中心主义在作祟。明明是赤裸的武力入侵，去扯自由贸易、法治和人权那些所谓普世理念做什么？难道输出那些所谓普世价值观，就能抵消英国的战争恶果，抹杀你的侵略本性吗？ 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如果那些观念真的是正当的，那么以暴力的形式输出，本身不就违反了这些观念吗？
书名中的帝国主义可能有很多种解释，不过我倾向于认为帝国主义就是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扩张的倾向。既然是帝国主义，那么帝国主义岂能生出正义之维？
By admin | January 10, 2010
我看到最近商务部在CNN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制造的广告，口号从“Made in China”到“Made with China”，这也反映出我们现在的尴尬，现在还很难理直气壮地说make by China，这才是品牌的象征。现在中国制造陷入了一个无法走出的劣质化的怪圈。
拿中国制造的典型——家电产业来说。1990年代，广东的家电业发展很快，成为最先为为全国所知的广东品牌，如科龙、美的、格力和格兰仕。 但即便那个时候，家电行业的价格战已经打的非常厉害了，惨不忍睹，到了今天，家电企业之间的价格战从激烈变为越恶劣，后果就是大家都在拼低价，盈利空间越来越小，最终会逼迫这些制造企业在工序和材料上偷工减料。比如这个冰箱，原来可以用十年，现在用三五年就坏了。而日本制造在这方面要强很多，像我家的索尼电视机，用了20多年了，一直没出什么问题，有一次搬家时整个电视机掉在地上，打开之后照样能看。这就是以品质为保证的品牌，我们的产品如果能达到日本的1/10就非常可观了。中国制造还没自己的品牌，既不能和日本制造相比，也不能和1978年之前的上海制造相比，当年上海制造的品质多么过硬。
当我们抱怨厂家不出精品，没有品牌时，厂家也觉得委屈，你说我有什么办法，消费者就喜欢便宜的东西，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是硬道理啊，只能把价格压得很低。厂家要赚钱，经销商也要赚钱，到最后只能劣质化。家具业也是如此，为什么我们敢这样做？因为成本低啊。那么，消费者喜欢便宜的东西，我们能指责他们吗？当然不能，消费者说，我确实很穷，没有消费能力。
对珠三角的农民工来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工资有什么提升呢？十几年前是八百元，到现在还是八百元，几乎没什么太大的增长。他们确实没有消费能力。东莞的家具企业这么多，但是它们的工人买得起自己生产的家具吗？ 他们肯定买不起。福特汽车的老板当年提出一个口号：我可以让每个工人都能买得其自己的车。但是现在东莞的家具企业可以承诺吗，让每个员工都可以买到我工厂的家具？假如现在东莞的家具厂商还是没有这个理念，出口转内销是很难的。现在很多家具还没有这种服务工人的意识，还是一窝蜂盯着那些所谓高端人群。那些人家里已经有了家具，他们买的第二套房子不是为了去住，而是要去炒房保值，所以空着。现在东莞家具企业的家具做的那么大，那么气派，到底能卖给谁呢？
我在跟大岭山前任的镇委书籍交谈过，大屿山提出来要从家具出口第一贞变成中国家具第一帧心，我对他说，你仅仅提这个口号不行，出口转内销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是说我有这个生产能力，我怕有质量控制管理就可以了。他还没有转过弯，关键问题在于工人的工资能否提高。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是有深刻含义的：劳动得到回报太低了，异乎寻常地低；资本得到的回报太高了，异乎寻常地高。但是工人的工资一时很难提高。现在要出口转内销，但是假如大部分工人没有消费能力，你生产的东西卖给谁？这是一个死结吗？
中国制造劣性化的问题要真正解决，我认为还得靠这些企业家们，我曾经提出，能不能够从赢者通吃转变成利益均沾？一般来说，企业家能够赚1000元绝不赚999元，剩下1元还是要赚；现在形势变了，你能不能少赚一点，适当地分给工人一些，比如你赚1000元，工人赚50元。包括东莞家具行业在内的中国制造业的企业家们，都需要认真思考利益均沾的战略。假如每个家具工厂的企业家都思考，如何让我的工人成为我的消费者，我的工人能够买得起我的家具，这样，东莞家具业甚至中国家具业就大有希望了。
By admin | January 7, 2010
朋友徐崭今天出殡。
今年元旦过后，突然看到朋友的MSN上写着，崭崭走了。我一时无语，生命为什么如此脆弱？紧接着问朋友，是真的吗？得到确认之后，和他交往的点点滴滴，涌下心头。
认识他是在2006年夏天，他和张华到我办公室。当时无意中说到，他喜欢的小说是《红与黑》，这让我印象很深刻。2006年年底的时候，他从佛山来广州开会，我们见了一次，下午去了珠江宾馆，边走边聊，聊了很多，聊他做突发新闻记者的苦与乐。临走前，他到我住的地方，去拿他想读的《赖声川创意学》。
再次见到他时，是《理财周报》筹办期间。他想离开佛山，回到广州，问我，他要不要来这份新办的报纸。很快，他就到了广州。
一晃三年多过去了，期间，我们陆续见过几次，我和他先后都换了几份工作。我耗在广州，他去了上海。
最后一次联系应该在2009年上半年，当时我要写一个ST*九发的文章，不知道怎末写，他帮我推荐了一个他的朋友，U+.
然后，他似乎就从MSN上消失了。再次知道他的消息，是在别人的BLOG上看到的，他得了白血病。当时，我吓了一大跳。我想，他可能需要长时间疗养，也就没有和他联系。
现在想来，很是后悔，半年多，都没打一个电话，发一个短信，既不礼貌，也很无情。
在网上看到好几篇怀念他的文章，这里推荐一篇上海证券报上的文章，作者是他的同事，上证能花版面纪念自己的员工，也值得我们向它致敬：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10-01/05/content_71893086.htm
By admin | January 3, 2010
一个朋友想向他侄子推荐书，请我推荐几本。我想了很久，不知道推荐什么好，费思量。少年时代，求知欲最旺盛，如果身处一个匮乏的环境，往往是饥不择食，有书就读。当年我就是这种状态，等到了青春期，被生命自身的问题困扰，选择丰富了，却往往是翻翻就过了。入脑入心者，少。所以向少年推荐书，更应该千挑万选，不偏激，不偏门，这是起码原则吧。
以下是我推荐的几本小书：
《当法律遇见爱》
《风声雨声读书声》
《24堂财富课》
《培根论人生》
《蒙田随笔集》
《读史阅世60年》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房龙的历史普及书
《明朝的那些事儿》
By admin | December 31, 2009
1。2009年，于我是漫长的一年，婉转曲折。总是说难熬，终于熬到最后一天了。
最后一天，天色灰暗，深不可测的灰色，看不到一个破绽。滴滴嗒嗒的落雨，阴冷。
最典型的广州冬日。这几天一直在下雨，白天还好，深更半夜，就暴雨如注，雨声特别大，雨水寂寞地敲打瓦片和屋檐，让人心里很空落，很无望。我往往在这个时候醒来，耳朵被雨水淹没，没有了思维，只剩下了安静的孤独，迟迟难以再睡。
本来习惯了早起了的我，在整个12月，往往拖拉着不愿意起来，一定要拖到8点多。我感觉自己又丧失了斗志，秋天刚刚点燃起来的热情，迅速被冬雨给浇灭了。韩寒说“我想成为传奇的人”，可是这种野心勃勃的样子，早就不争气地远离了我。
我还在原地踏步，江湖虽大，却没我的传说，甚至连影子都找不到。我寄居在一个叫王尔德的壳里，这个壳充其量是一个鸡蛋壳。未经风雨，一敲就碎。
2。在年底，最容易患得患失。
来广州三年多了，对这个城市，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只是暂住在这个城市，没有户口，社会关系也很简单。今年是在广州最难过的一年，仿佛失足溺水，手忙脚乱的一年。工作几经周折，周折来周折去，把好不容易团聚到的女朋友，周折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
只有我一个人在广州，住在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里，浪费了半年多的房租，却感觉不到一点温暖。大部分周末，我都去办公室。那里也是一个人，但要比家里温暖。家里，偶尔让我感到温暖的时刻，要么是我在厨房做饭，或者用电脑放几首老歌。
工作上毫无进步，经济上完全是倒退，倒退得没有了尊严，变成了一种没有自尊的心病。
3。朋友发过来一个巨蟹的明年运程，视做吉言：
近两年来，冥王星对着巨蟹的七宫施展了<清理、转化、再生>的震撼力，让巨蟹在合作、婚姻关系上，经历了疑似死亡、而后重生的过程，透过一点一滴地自我重建过程，又再次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
2010年对巨蟹而言，是值得好好把握的一年，靠着突出、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才华，巨蟹们终于可以甩脱泥淖般的苦闷感，为自己打拼并戴上桂冠，充分展现自己，把自己送上<全世界都看得见>的宝座。
4。本来说，这个网站不贴公文了。现在，还是要贴一篇写给《网商》创刊号的公文。2009年，没什么好总结的，这篇公文也算2009年商业阅读的小结，《网商》创刊，我也踏上江湖，留下自己的影子吧。
By admin | December 31, 2009
for 《网商》创刊号
相较动荡不安的2008年，2009年显得稍微平静一些。危机过后的世界依然不容乐观，但人们比去年多了一些镇定，都在积极探索后危机时代的变革之路。后危机时代的变革之路，这是2009年最重要的世界议题之一。整体来看，在2009年的商业出版物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书委实不少，这些书根据主题大体上可以分类：一类是对金融危机的深刻反思，另一类是对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考。
第一类书中首推沈联涛的《十年轮回》。沈联涛曾经连续三届担任香港证监会主席，，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沈联涛回想起，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亚洲高官中没有一个人去著书解释亚洲危机的来龙去脉，所以在这次金融危机期间，他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著书立说。在这本第一位亚洲高官关于金融危机的专著中，他从大历史、宏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系统分析比较了两次经济危机，让两次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脉络清晰可见，并对危机的治理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是沈联涛在大陆出的第一本书，沈联涛在1996年曾经出版过一本《银行业重组：1980年代的教训》，也希望这本书早日引入大陆。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读者不妨参考金融时报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的《下一轮全球金融》，这本书同样采取了大历史的眼光。
除此之外，法律人关于金融危机的论述同样是新鲜的。著名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在《资本主义的失败》中开始修正自己的立场，他认为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太迷信放松管制了，波斯纳同意耶鲁大学数学系教授贝努瓦•曼德尔布罗特的看法，实体经济遵循相对可以预见的规则，而金融市场遵循的是一种野蛮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性被曼德尔布罗特的信徒那瑟姆•塔利布称之为“黑天鹅效应”，参见中信出版社《黑天鹅》），因此金融行业需要更为审慎的管制措施。同时，美国第一个犹太人大法官路易斯•D.布兰代斯的《别人的钱》也不容忽视，在今年年初的《纽约时报》上，弗吉尼亚州立邦联大学的法学和公共政策教授梅尔文•乌罗夫斯基教授撰文，建议奥巴马总统在制定金融政策时读读布兰代斯的这本名著。奥巴马看没看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中国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类书主要是关于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考。这类书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一个重要的趋势，随着中国的崛起和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将不再是世界的核心，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非美国化：《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的著作《后美国世界》就是持这种看法；知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的儿子詹姆斯•加尔布雷斯在《掠夺型政府》中分析了美国霸权衰落的原因；今年6月去世的意大利左派政治经济学家乔万里•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表示，未来世界秩序将恢复到两个世纪之前，东亚将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摩根斯坦利中国区主席斯蒂芬•罗奇在《未来的亚洲》中则认为，世界经济主导权尚未从西方转向东方，亚洲只不过听到了起床号。
罗奇清晰地意识到，亚洲经济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就如何从出口型转变为消费型。“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最有前景但也最有危险的地区。”德鲁克在1994年致中内功的信里，就看到了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所蕴含的危险。他在与中内功的对话集《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中指出中国需要一场分销革命，那就是将街边巷尾那些小摊小贩发展成具有现代企业精神的分销商，为中国制造解决渠道问题。《自有品牌：狼来了》一书同样是关注渠道的，它促使中国的企业家去思考自有品牌的挑战：假如国美开始生产电器了，那么家电企业该怎么办？
今年是德鲁克诞辰100周年，机械工业出版社和东方出版社都再版了不少德鲁克的作品，其中《德鲁克经典管理案例解析》是第一次出版。对于喜欢阅读案例的来说，这本书不容错过。它是根据德鲁克的《管理：使命、责任、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各有一个译本)一书而编写的相关补充案例集，从各个方面为我们展示了德鲁克的管理思想。
独立特型的顾问拉姆•查兰也在危机之后推出了新作《经济不确定时代的领导力：艰难时世下的管理法则》，被中国出版方改为更加吸引眼球的《逆转力》。这种故弄玄虚，完全抹杀了查兰的个人风格，让人容易把查兰与商学院的教授和咨询公司的顾问混同起来，后者喜欢不断地包装管理的新概念和新理论，如《谁动了我的奶酪》的作者斯宾塞•约翰逊，而查兰与他们不是一路人。约翰逊在年底推出了《峰与谷》，试图抚慰经济萧条时代低落的人心，市场效果如何，我不做乐观估计。此外，中信出版社强力包装推广了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的《免费》，但这本书似乎并未像作者的前一本书《长尾理论》那样风行。
后危机时代，商界最需要的或许不是具体的管理细则，而是对未来大势的把握。在趋势研究读物方面，我并不推荐《中国大趋势》，而是推荐《从绿到金》和《拯救人类的哲学》。前者指出了商界的一个重要趋势，在全球气候变暖为人类设下生死大限的前提下，企业运行不能不考虑环境因素，应该实现从黑金到绿金的历史性转变。后者是日本经营四圣之一、京瓷创始人稻胜和夫在与日本哲学家梅原猛中对话中告诫我们，商业文明只有恢复对太阳的崇拜，从能从利己主义的泥沼中走出来。
在2009年的商业阅读中，让人稍感寂寞的是，没有好的企业史著作出现。在这方面《谁统治美国》的出现，填补了我的寂寞。加州大学圣克鲁分校心理学和社会学教授威廉•多姆霍夫在这本书中，通过美国企业界和政府逐步结合成一个坚固的利益共同体的研究，试图为“公司”这一资本主义的细胞定性：公司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而且也可能是一种政治组织，是美国的上层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研究对正在从时政中国转变为商业中国的我们，也不无警示意义。